内容提要：人口因素是决定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Auerbach(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提高城镇化速度是缓解我国财政政策代际不平衡的有效措施之一，而将生育率保持在可持续生育率水平对缓解财政政策的代际不平衡有帮助。
关键词：代际核算，代际平衡，城镇化，总和生育率
一、引言
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Buchanan(1958)和Modigliani(1961)提出财政赤字可以衡量财富的代际分配情况，如果有财政赤字，意味着现存代在花未来代的钱，而如果财政盈余，意味着现存代把财富留给未来代。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对用财政赤字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手段提出质疑。Feldstein(1974)指出大量隐形养老金债务没有记人政府的债务，从而降低了财政赤字；Eisner、Pieper(1984)认为赤字没有考虑政府的财产。Blanchard(1993)等人提出自己对财政赤字的定义，并试图说服政府接受自己的观点。而Kotlikoff(1984，1988)指出财政赤字本身与代际政策没有内在的联系，当采用不同的代际政策时财政赤字可以不发生变化，或者代际状况相同时赤字却可以大相径庭。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财政赤字的方法。Alan J. Auerbach，Jagadeesh Gokhale和Laurence J. Kotlikoff(1991)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代际平衡的方法——代际核算方法，到现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30个国家建立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其中在亚洲日本、韩国和泰国已经构建了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显示泰国由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而且没有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泰国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未来代，现存代的负担大于未来代。而韩国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维持下去，未来代的负担是现存代的60%到120%。在已经建立代际核算体系的国家中，代际不平衡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未来代成员的负担是现存代的2.7到4.4倍。
任若恩、蒋云赞(2004)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套代际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代际平衡。为了实现代际平衡，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本文旨在考察人口生育率和城镇化速度对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二、方法分析
(一)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原理
代际核算方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的代际预算约束式，即政府将来所有的消费的现值减去政府现在的净财富必须等于现存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内所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与未来所有代的社会成员在生命周期内缴纳的净税支付总额的现值之和。这里同一年出生的男女为一代，净税支付总额指政府征收的各种类型税收与政府各种转移支付的差。简单的说，代际预算约束式是指政府所有的消费必须由现有财富及现在和未来社会成员的净税支付来共同分担。用公式表示为：
Nt,k是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的代际账户(generational accounts)，即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以后(包括t年)所有剩余生命周期内净税支付额的精算现值。D是定义的最大寿命。因此(1)式等号左边第一项是现存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第二项是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值；等号右边第一项是政府所有将来消费在t年的现值(其中Gs代表s年政府的消费，r是贴现率)，第二项是政府在t年的净财富。(1)式很好地反映了财政政策的零和性，任何一项财政支出必须由现存代或者未来代来承担，因此用这个式子来考虑福利及支出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我们可以在现存的财政政策的框架下，求出现存各代的代际账户值，如果政府未来消费的现值也可以获得(在一定的假设下是可以做到的)，政府的净财富也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所有代的代际账户和，如果假设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按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增长，我们就可以求出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将未来人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扣除生产率增长率的因素)与现存代的人均代际账户值比较，就可以知道社会负担和福利在各代之间分配是否公平。
(二)人口预测方法介绍
我们采用成分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以2000年为基年对我国未来分年龄，分性别以及分城镇乡村的人口进行预测。在预测中国的人口情况时，国际迁移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需要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迁移，即城镇化的情况。下面是城镇女性的预测方法：
xa(t)为第t年度初a岁女性人口数，xa+1(t+1)为第t+1年初a+1岁女性人口数。m为最高年龄。
ηa(t)为第t年初a岁女性人口留存率。η00(t)为t年女婴留存率，hi(t)和ki(t)分别为t年度i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及其出生婴儿中女婴的比例。β(t)为t年总和生育率。f(t)为人口迁移向量，即每年分年龄的农村女性向城镇迁移的情况。城镇男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预测方法与之类似。
三、假设和数据
(一)人口预测基础数据来源
1.总和生育率估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由于考虑调查中可能存在漏报的可能，计生委多次都把全国的总和生育率调高至1.8。模型中基准假设为：全国的城镇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6的水平，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的水平。
2.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城镇男性74.01，女性为78.3；农村男性68.98，女性72.33。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发达国家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每10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20年后每15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岁，2050年之后保持不变。
3.出生性别比的估计：国际社会公认的理论值为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名之间。我国1998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活产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17，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我们假设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目前为105，农村婴儿性别比在109，随着人们性别偏好的降低，我们假设到2050年中国城市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4，农村婴儿性别比下降为107。生育模式参照2000年全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
4.迁徙规模方案设计：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为26.41%，2003年达到40.5%，平均每年提高1%，从1996年起城市化率更是平均每年提高1.5%。《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提出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因此基准假设中，我们假设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21世纪初期应该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一段时期，我们假设21世纪前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迁移停止。
(二)其他数据和假设
代际核算体系是一套全面的，面向未来的分析财政问题的系统，这就决定了代际核算体系中涉及变量众多，需要对变量做出合理的预测。表1汇总了本文构建代际核算体系时的其他假设。
四、模拟结果
我们利用Matlab软件构造我国财政政策的代际核算体系，并模拟人口结构变动对财政政策的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一)基本结论
我们以2002年为基年，2002年及以前出生的人为现存代，2003年及以后出生的为未来代，假设未来代每人的代际账户值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表2给出了城镇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分年龄的代际账户值。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总额是55439元，2002年出生的城镇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30292元，同年出生的农村男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6964元，农村女性的人均代际账户是11995元。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50岁时转为负值，也就是城镇男性从50岁起，在剩余生命周期内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小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而城镇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从40岁就转为负值，这很大程度归结于城镇女性过早的退休年龄；而农村男性和女性的代际账户值一直为正值，也就是平均来说，一个农村人口一生向政府缴纳的税收的现值都大于从政府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现值。
未来各代的城镇男性与2002年可比的代际账户值是79633元，未来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是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1.4364倍。也就是说中国现存的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为了维持现存的财政政策，未来各代向政府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要比现存代高43.64%，也就是未来代的负担要比现存代高43.64%。如果不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继续向以后的各代推移。
(二)人口因素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一方面是有些地区在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另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最近10年我国城镇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本节旨在分析生育率水平和城镇化率变化对我国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1.总和生育率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走向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断下降，1997年和2001年，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199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S妇女平均生育率只有1.35—1.38；2001的数据也显示只有1.35。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1—2000年中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22。当然这些调查数据由于漏报原因而明显偏低。但是生育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数据进行证明。Barro(1997)采用1960年后10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均CDP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一般来说，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较低，而穷国的生育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已经开始谨慎地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例如许多地区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我国生育率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走向难以确定，我们下面分析生育率的高低对我国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
表3给出的是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来代城镇男性和20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进行了三种情形的模拟：方案Ⅰ中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都下降了0.4。我们进行了多个数值的模拟，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列出9种情景(下面两种方案也是相同原因只列出部分模拟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绝对数额变动，在一定的范围内，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7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到1.527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52.76%；而当生育率上升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方案Ⅱ中农村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大于城镇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时，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在方案Ⅱ中我们发现结论和方案I恰好相反，生育率下降时代际不平衡状况有所缓和，例如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6减到1.2，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2.1减到1.3时，未来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下降至1.434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这个水平下降，未来代的负担比现存代的负担高43.46%，但是代际不平衡状况变化的幅度非常小。实际上代际平衡状况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当生育率水平上升时(其他因素不变)，GDP的增速也将加大，政府支出的增速也加大，因此政府支出的精算现值将提高，未来代的代际账户值总和也将上升。但是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分担这些代际账户值，因此未来人均的代际账户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所以代际平衡状况的变动取决于政府支出增速和人口增速之间的关系。方案Ⅲ中，我们假设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相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合理的生育率范围内，代际不平衡状况都有所缓解，例如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都为可持续生育率水平2.1时，未来代的负担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准假设下降了16个百分点，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当生育率继续增加时，代际不平衡状况会更加好转，但这对我国来说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2.迁移规模变化对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基准情形中我们假设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高达1600万，之后每5年下降200万，到2020年下降到1000万，2030年下降至600万。2030后每10年下降200万，2040年下降至400万，2050年下降至200万，2050年后停止迁移。平均来看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此后基本维持不变。在基准假设之外，我们假设另外两种迁移规模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高20%(我们称为高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920万，之后每5年下降240万，到2020年下降到1200万，2030年下降至72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240万，2040年下降至480万，2050年下降至24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另一套方案我们假设迁移规模比基准假设低20%(我们称为低迁移方案)，因此21世纪头5年每年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数为1280万，每5年下降160万，到2020年下降到800万，2030年下降至480万，2030年后每10年下降160万，2040年下降至320万，2050年下降至160万，2050年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城镇人口迁移。
表4反映了不同迁移规模的假设21X)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和未来的城镇男性的代际账户值的比。我们可以发现，当迁移规模上升时，未来出生的城镇男性与21302年出生的城镇男性代际账户值之间的比例由1.4364下降到1.2940，也就是未来代比现存代的负担由原来的高43.64%下降到高29.40%。而当迁移规模下降时，未来代与现存代的代际账户的比例由1.4364上升至1.5877，代际平衡状况严重恶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提高迁移规模和城市化率是实现代际平衡的一条较好途径。
五、结论
人口因素是影响财政政策可S续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人口政策都处于变革之中，因此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很有意义。财政赤字过去常常被用作衡量财政风险、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分配状况的一种手段。20世纪70年代后的大量研究证明财政赤字不是一种衡量财政风险和代际分配状况的好的手段，这种手段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可操纵性。为了克服财政赤字的上述缺点，Alan J. Auerbach，Jagadeesh Gokhale和Laurence J. Kotlikoff(1991)提出代际核算(generational accounting)方法。代际核算方法从收入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流向来考虑问题，克服了相同的收人流向由于冠以不同的名称而不同的问题，更好地反映了代际之间福利状况。另外代际核算方法不但考虑财政政策和代际分配政策的短期影响，更衡量它们的长期影响，这种方法自从1991年被提出后，现在已经有近30个国家采用。本文利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提高城镇化率是缓和代际不平衡状况的一条好的途径，改变生育率对财政政策代际平衡状况的影响较为复杂，总的来说，拉平城镇和农村生育率之间的差距对缓和财政政策的代际不平衡有好处，当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都为可持续生育率水平2.1时，未来代的负担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准假设下降了1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