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推论及其政策含义 由此，可以大体勾勒“三农”问题的生成逻辑： (1)农民收入依赖于农民的有效就业以及农业的分工，而农业的可分工程度小，因此，在农业外就业受到阻隔的前提下，就必然导致农业的就业拥挤，分工效率的有限性以及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滞留，使得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乏力。 (2)过多剩余劳动力的存留，一方面使得土地的规模经营缺乏基础，牺牲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也使得农业产业组织的改善进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导致农业有限的分工收益被稀释。 因此，本文的第一个逻辑推论是： 推论1：“三农”问题的基本症结在于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与滞留。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主线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 拓展就业空间，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转移路径的选择，另一方面取决于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同时还取决于农业的分工及其产业深化。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何处？伴随着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普遍表现出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挤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从经济转型理论角度来说，当一种经济形态呈现外延发展特征的时候，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门槛较低。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将近30年时间里属于外延型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应该大量向城市转移，但由于户籍约束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致使劳动力转移并不明显。而目前我国正处于外延型增长阶段向内涵型增长阶段过渡时期，当农村中大量富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工业中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斥却在发生，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这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更为困难。应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在农民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依照市场机制进行流动与配置，但针对现阶段农民的就业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就业环境，大中城市近期难以成为主渠道。所以，笔者的一个基本推论是： 推论2：化解“三农”问题的逻辑重点是，就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中心城镇。现实的选择是实施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以中心城镇建设和发展为线索，一方面通过中心城镇的聚集、辐射和示范等功能的发挥，加速产业在中心城镇的聚集，由此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带动产业的聚集与发展，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大量向中心城镇转移，进而推进农村发展并稳步提高农民收入。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 政策含义一：推进农村中心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加快资源和产业向中心城镇的转移与集中，通过产业集群与聚集经济效应，由此扩大就业机会与就业空间，从而诱导农村劳动力向中心城镇人口集中，并带动新农村的建设与村庄改造。 笔者对全国农村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关联分析。分析表明：(1)无论是收入高的地区还是收入低的地区，辍学率和收入相关程度均很低(相关系数都小于0.4)。耐人寻味的是，在高收入地区，收入和辍学率居然是正相关。(2)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收入不一定也越高。大专程度对农民的收入影响最大，其次是初中和中专，高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大，小学和不识字与农民的收入负相关。由此，笔者得出第三个推论： 推论3：对于农民来说，不受教育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但接受较多的教育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村现行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农民的职业人力资本与增收能力。 必须承认，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升学取向，而不是就业取向。农村教育与城市同构也是以普通教育和升学为主的“金字塔”体系。问题是，中学教育在追求高考升学率的前提下，其培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面向高考的“资产专用性”，一旦高考失败，农民的教育投资就会变成沉淀成本，因为其所形成的“高考资本积累”几乎与就业能力及职业技能无关。由此，可以清理出的政策含义是： 政策含义二：一方面建立以就业能力为主旨的农村教育体系，强化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建立与职业教育相匹配的继续教育机制，提升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 中国农业效率的低下，一方面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所以，在扩展非农就业空间解决人地矛盾的同时，必须通过农业的产业深化，扩大农业内部的分工，增加农业本身的就业容纳能力。 推论4：在农业内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外移，较为宽松的人地关系以及务农技能的提高，农业的分工及其产业深化将改善农业效率。 分工包括个人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四个基本方面。因此，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也可大体依赖于这四大路径。 第一，农业效率的生成取决于农业的专业化发展。 第二，农业效率的改善依赖于农业的多样化经济。 牡谌，农业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农业迂回化经济的拓展。迂回化经济效果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数量增加而增加，如粮食产量可能随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二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种类数增加而增加，如生产粮食，同时投入化肥和农药，要比只投入化肥时的产量高；三是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增加而增加。 第四，农业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农业组织化的改进。 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力资本提升，农业面临的人地矛盾必然会逐步减缓，由此：(1)在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的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2)通过初始分工获得农业的启动资本，从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与中间品投入，以获得迂回化经济；(3)农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所内生的交易费用必然诱导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并由此获得组织化经济与网络经济效果。上述分析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 政策含义三：(1)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土地的市场化以及农地的流转与集中，诱导土地的专业化经营与规模经营；(2)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农业，尤其加强对农产品品种、技术与工艺和产业链多样化以及农业多功能开发的技术支持与政策扶持；(3)通过体制创新，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与信贷支持；(4)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小农生产与大农经营的有机结合。 五、结论 总结全文，“三农”问题的成因及其化解逻辑可以用图2表述，其基本结论是： (1)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农业效率的高低。 (2)农业效率的低下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外生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约束，另一方面内生于农业特性所隐含的约束。由此，可以将农业效率进而农民收入问题的症结表述为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化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就业空间的拓展。 (3)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与就业门槛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排挤，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中心城镇。现实的选择是实施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农村中心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加快资源和产业向中心城镇的转移与集中，通过产业集群与聚集经济效应，由此扩大就业机会与就业空间，从而诱导农村劳动力向中心城镇人口集中，并带动新农村的建设与村庄改造。 (4)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与就业空间，有赖于农民职业技能与人力资本的提升。目前农村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农民的职业人力资本与增收能力。为此，必须一方面建立以就业能力为主旨的农村教育体系，强化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建立与职业教育相匹配的继续教育机制，提升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收益。 (5)在农业内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外移，较为宽松的人地关系以及务农技能的提高，农业的分工及其产业深化将改善农业效率。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依赖于个人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等四大路径。特别是在专业多样化方面，应该强调农产品生产的多样性。鉴于食物性农产品低需求弹性所决定的市场容量有限性，应大力发展非食物性农产品及出口农产品的生产。 (6)通过中心城镇的建设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通过分工深化来改善农业效率，是化解“三农”问题的三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