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性别平等/经济增长/推移现象/教育期望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经济增长与教育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两性受教育年数的阶梯图的比较，作者发现，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更进一步的探讨表明，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作者认为这根源于教育期望上的双重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教育发展已为所有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国家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投入的加大，女性受教育程度迅速上升。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有关数据表明，女性中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者的比例从十年前的28.1%上升到了50.7%；高中以上比例从12.4%上升到了17.5%；与此同时，文盲比例则下降了18.8个百分点（从29.8%下降为11.0%），青壮年文盲率目前已降至3.7%.伴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受教育年数上的性别差异日渐缩小。十年前，女性上学年数的均值要比男性少1.9年。而现在，这一数字降低到了1.47年。继续教育也已成为改善妇女受教育状况的重要途径。有13.5%的女性近三年来参加了某种类型的培训或进修。在城市，女性参加的培训以专业培训或进修与职业培训为主（共占56.7%）；在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61.5%）。更为可贵的是，有相当多的女性自费参加了培训或进修（31.7%）。
上述进步都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与教育平等关系的研究就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富于成果的部分，特别是有关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促进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它是通过消灭贫困来达到这一效果的。如果经济增长并未能有效地消灭贫困，而且贫困程度足以影响一个人是否可以接受教育时，我们可以预计到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反而会加剧。因为女孩能否接受教育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更大，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更为敏感。在教育费用高涨的情况下，女孩更可能成为牺牲品。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市场化下教育的机会成本升高了，对于贫困家庭可能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可能更需要人手与劳动力。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局部地区，辍学的意愿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常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贫困与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密。
另有一些研究更为关注女性教育与女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家经济日益被整合进全球经济中去，知识经济成了一种趋势。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有利于那些高教育程度者，因此也将加剧由于教育禀赋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对于低教育者来说，很少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这些高技术岗位上，也就不能享受到知识经济增长的成果。新的工作岗位被不断创造出来时，失业现象却可能同时增加，因为这种增长提供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是需要高生产率、高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更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教育程度与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上述两类研究都相当重要，而且相互之间有着许多联系。前者注重于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平等，后者注重于教育结果上的平等。换而言之，我们不仅要问，她们受到了教育没有，我们更需要追问，教育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从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发展机会？本文则关注这些研究中的某些隐含前提，对于前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贫困是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吗？或者是否解决了贫困，就可以解决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后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而单独实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以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的数据分析和部分个案访谈资料为基础，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推移”现象
首先需要对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做一些必要的介绍。数据的采集时间是2000年12月，采用的是分域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农村与城市样本分别抽取。基本抽样方案中，初级抽样单位为区县，城乡各抽取202个区县；每个区县内抽选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内抽选2个居（村）委会；每个居（村）委会内抽选8个家庭户。实际抽样中略有调整，数据中最终有效个案数为19449人。根据抽样设计，数据还被进行了加权处理。调查涵盖了男女两性在经济、教育、政治参与、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健康、法律、性别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数据中包括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为了直观地进行比较两性的受教育年数，我采用了下面这种阶梯型的图。在这种图中，横轴表示受教育年数，纵轴则表示百分比，图中的线条表示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的在学比例。以总个案数为百分之百，在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都可能会有一些个案主动或被动离开学校，所以图中的线条也就相应地下降，直至下降为零硎煜ど存分析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种图十分类似于“生存函数图”[1].
先来比较一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两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即取出在八十年代（1980－1989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2]，分别做出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再取出在九十年代（1980－1989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3]，也做出其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并进行比较。结果如下所示：
三、教育期望的双重标准
以往的一些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初中教育带来的回报最高；而在城市，则是高中或大学带来的回报最高（peng，1992）。这表明，在上述的发现中，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这意味着可能女性正是在对其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与男性在教育上拉开了距离，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以往的研究都表明，一个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期望的影响。这种期望可能来自其自身，也可能是其家庭（特别是父母），还可能是社会。教育期望可以表述为“什么样的教育程度是足够的”。以往的一些调查数据并未显示出人们对于两性的教育期望有较大差距。如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次调查点的数据表明，在农村人们对男孩的期望仅是略高于女孩，而在城市则基本持平。这似乎表明在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十分突出的。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的所谓“足够”是相当模糊的一个表述。对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说是足够的呢？不同的人对“是否足够”的参照标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实际生活中，起码可以有两种参照标准：一种是基本的标准，一种是获取更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或者也可以说，人们的教育期望是有双重性的，是较低标准与较高标准同时并存的。下面两种陈述都可以理解为其期望是“大学”，但其实质意义可能却完全不同：“我当然希望我的女儿可以上大学，但是如果她初中毕业，那么对她的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我希望女儿一定要念完大学，因为如果她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如此”。忽略这两种标准间的差异就难于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次调查点的数据同时也表明人们的教育期望是具有相当弹性的，不论是农村还是在城镇，表示儿女“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的比例都比较高（农村男孩为31.58%，女孩为34.69%；城市男孩为26.50%，女孩为24.38%）。
在实际的教育决策中，对于女性，人们更多地采用较低标准，即基本标准；而对于男性，则更多地采用较高标准，即获得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上面分析中，两性教育差异拉开的阶段反映的实际上正是在这一经济发展时期，人们对于获得教育上的基本标准和发展标准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标准也随之上升，但两个标准之间的差异大小并不随经济增长而变动，这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涨并不意味着船被淹没。这是“推移”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因为如此，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为关键的阶段。这是一种必然而非巧合。
一些访谈资料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家长都希望其接受到大学教育，如果他们考取，家长都会尽力提供经济资助，“不能让孩子埋怨我们家长”。但是当问及如果未考取是否还会坚持让其复读的问题时，性别差异就显现出来。对于大多数女孩，家长认为不会坚持让其复读，因为“已经尽力了”，另外“在我们这里高中也就挺不错了”；但对于男孩，则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要坚持让其复读，因为“不读大学发展就不太好”。
四、讨论
如果进行更进一步的追问，即为什么家长有教育期望上会对女孩持有基本标准，对男性持有发展标准，我们就不得不将视角从家庭决策转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上来。家庭决策的过程往往要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家庭决策往往正是各种社会因素在家庭领域的映射。对此的详尽分析需要相当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不是本文所可以给出的。以下仅是一些尝试性的思考。
从另外一些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人们曾一度认为，给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教育，可以使女性获得相当的发展机会，从而就可以实现教育领域内的性别平等。但是，研究者却发现，与接受同等教育相伴随却是另外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女性学生增加并没有影响男性在班级与学校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当的女性学校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仍然集中于特定的某些具有服务性质的“女性”职位；还有部分女性毕业生接受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这与当初人们的设想不相符合。总而言之，事实并不如逻辑展现的一般，获得教育就意味着妇女得到发展机会，得到解放，似乎有着更广泛也更深层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在阻碍着这一看似合理的逻辑的实现。接受教育机会上的日益平等并不一定带来教育结果的平等。实际上，在两性享有了平等的入学机会、平等的学业奖惩之后，我们并不能保证两性可以带着相同的态度、目标、期望进入学校肀暇梗他们不会只待在学校，他们对于学校和教育的认识也决不仅仅来自于学校，家庭中和工作中的性别角色会影响他们的教育经历，会塑造出他们的态度、目标、期望，而受教育者所抱有的态度、目标、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起着比教育本身还要关键的作用（Victoria，1990）。在这里，影响两性教育平等的因素远远地超越了教育领域。
同样的，影响两性教育期望的因素也超越了教育领域，家庭中和工作中的性别定位都参与了两性教育期望差异形成的过程。例如，访谈资料与数据都证实了女性的就业选择面与期望面相对狭窄。大多数女性的职业期望集中于教师、文秘等工作，而且实际从事家务劳动或服务工作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工作领域中的这种性别分隔会深深地影响到两性的教育期望。对于未来职业的不同考虑，使得两性对于教育所抱有的动机、期望也是不同的，从而使得两性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不同。职业领域的性别区分又映射到了教育领域，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又加强了职业领域的性别区分，这种相互作用使得性别定位更加根深蒂固。这些因素是独立于经济因素之外的，所以并不会简单地因经济增长而消亡；它也是超越教育体系本身的，所以也不会因入学率提高而不再起作用，它可能隐而不见，却真实地发挥着其影响。这是一种对于性别平等实现的“软性约束”。这种约束在于人们对于不同性别主体的教育意义的阐释，在于对于教育所抱有的动机与态度。它更持久，更难于消除。
综上所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从属于性别平等的整体实现，它不可能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而单独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性别平等问题不可能随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实现，也决不可能单独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它是一个深远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妇女教育研究综述”，郑新蓉，《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95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
〔2〕《教育、社会性别与发展》，郑新蓉、杜芳琴主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女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臧健，《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1期
〔4〕Xie ，Yu and Emily Hannum.1996."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in Reform-Era Urba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950-992.
〔5〕Claudia Buchmann and Emily Hannum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inDeveloping Countries：A 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ume 27，August 2001
〔6〕“The Fear of Feminization：Los Angeles High Schools in the ProgressiveEra ”，Victoria Bissell Brown ，Feminist studies ，16，no3[Fall，1990]，
〔7〕Peng，Yusheng，1992，“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57：198-213
注释:
[1]事实上，我对这种图的最初构想正是产生于某一次生存分析时。
[2]不再继续上学的年数是根据被调查者的年龄、入学时的年龄以及上学年数等几个变量推算出来的。在八十年代不再继续上学的个案共有5384个，其中男性2508名，女性2876名。
[3]在九十年代不再上学的个案共有2735个，其中男性1322名，女性1413名。
[4]原始数据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由于在初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东部与中部的情形比较相似，而西部较为特殊，所以将东中合并。之后再与城市、农村交叉分类，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四类。
[5]原始数据中东中西三大部分划分的标准可参见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抽样方案。
[6]需要对这四类中包括的个案数做一说明：东中部城市地区包括有1316个个案，其中男性610名、女性706名；西部城市地区包括有343个个案，其中男性148名、女性195名；东中部农村地区包括有819个个案、其中男性423名，女性396名；西部农村地区包括有257个个案，其中男性141名，女性11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