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区域视角出发，应用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通过解析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演变与区域地理要素方面的关系，认为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 关键词：城镇区域；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演化；关中
一、引言
区域地理要素，是指构成区域地理系统的主要成分或部门，它由社会环境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组合形成。社会环境要素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地表和气候等。例如，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水文、人口与文化、交通条件、经济的各部门、社会政治等等，都可以归为区域地理要素。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演变始终受到无意识的自然要素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的约束与引导，两者交替作用而促成城镇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发展阶段与空间格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
二、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座落在具有一定自然地理特征的地表上，其形成、建设和发展都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地质、地形、地貌、气候、水文、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交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背景，从总体上影响区域城镇空间格局。［1］从区域城镇的分布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地形、河流、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是城镇分布的基本因素。
城市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形条件，有较大面积的平地来满足城市建设的用地要求和方便对外交通联系，扩大其腹地。河流等自然条件是城镇分布的基础，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水, 充足的水资源可以加速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水资源缺乏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失衡条件和制约因素，水资源时空分布是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矿产资源与农业发展则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矿产资源开发一般为点状布局，集中在某些据点，当矿产资源储量大，且成片分布，有利于集中开发时，这些矿产资源开发点进而可能发展为城市。在早期依托资源，而交通条件不明显的情况下，随着矿产资源的点状布局，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分散阶段。如西汉时期，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增设过铁官的城镇，仅依托资源，其城镇空间结构表征为分散阶段。
（二）交通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区域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讯等）建设，对城镇的发展和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有明显的支撑作用。［1］城市间的距离直接关系到城市间的协作、城镇体系的发展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区域交通条件对城镇网络的支撑性成为城镇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交通发达地区经济也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城镇吸引范围比较大，从而有可能改变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可达性的改善，区位的变化，带动了沿线商贸业的发展，城镇空间格局则表征为点轴阶段。这一点在关中地区尤为明显，当陇海铁路通车，宝鸡、铜川、咸阳由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陕西的重要工业城市，蔡家坡、虢镇等原来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这时也皆以陆运便利而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关中地区的城镇空间格局表征为点轴阶段。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兴平、铜川、渭南、华阴、韩城等都分布在铁路和公路干线上，而由这一地带中心向南向北，城市逐渐趋于稀疏，规模也开始变小。在交通因素明显的情况下，开发过程中新的资源开发型城市的生成、发展对于原有城镇产生促进作用，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枝状阶段。例如，解放后，关中地区交通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伴随着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铜川市、韩城市、华阴市、蒲城、彬县、凤州、潼关、礼泉等一大批城市相继形成并迅速发展，促进了渭北区城镇发展。
（三）经济技术发展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输，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系，推动了城镇密集区的形成。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产业逐渐集中和发展的结果，城镇是各种产业集中的地方，随着产业的集中和发展，人口也随着集中起来，人口的集中又促进了城镇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先导，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关中地区迅速兴起，户县余下、虢镇、蔡家坡、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市。
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加深。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高级服务业开始向市场前景广大的地区迁移集聚，而区域中心城市则成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地和跨国公司高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综合性交通走廊的形成和信息2的迅猛发展，导致城市要素在高密度集聚的同时，空间上也开始向相对松散的郊区和周边城镇扩散。从而使城市更趋向综合性、兼容性和多种产业交叉的状态发展，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将会较快的发展和普及，使传统城镇布局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1］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等复合作用下，城镇发展进入了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连共享嵌套体系，是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社会政治因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延伸，社会政治因素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城市的生成、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社会政治交替作用的历史。［2］在以往的城市研究中，社会政治因素大多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看待，忽视了其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一般认为，城市发展源自经济增长，但如果细读城市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体制，或依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宏观发展政策等。国家宏观发展政策对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生态环境维护、生产力布局等诸多方面，均有着决定性作用，其既可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也可以减缓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均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主导作用。关中地区的城镇，2 000多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自然环境的变迁，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三、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演变解析
从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城镇的生成、发展以及空间格局的演变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水资源）、交通的发展、主导城市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
渭河平原区位于陕西省中部，除秦岭北坡小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易于耕作，农业发达。地势南北高而中部低, 属暖热带半湿润气候带, 年平均气温为12-13.6 ℃,年平均降水为500-700毫米。加之本区属渭河流域, 渭河横贯关中中部，水资源条件较好。良好的自然地理要素为城镇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故而，从历史上来看，渭河平原区的城镇密度与人口密度始终高于关中地区的平均水平（见图1、图2）。
反观作为二级阶地的渭北区，其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以南，渭河平原区以北，土地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高度800-1 200米，地势自南而北逐渐升高，塬沟的相对高度差一般在100米左右。受地形和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在历史上，其城镇密度和人口密度始终低于关中地区平均水平（见图1、图2）。
（一）从西周到西汉——关中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周代在今西安西郊沣河东西两岸建立统治中心——沣镐二京，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交通方面，关中为王畿之地，采邑、食邑很多。在镐京与各封国采邑间，在京城至六乡之间，修筑了可通行车马的贡道。集市与京城、采邑之间开辟了转输货品的道路。干道和支道纵横交织，形成了王畿内的城乡道路网。这对于镐京和各城邑间的联系，对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剩余农产品交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也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4］加之周武王取得天下以后，“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为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施旅；示天下不复用也。”［5］的政治措施，关中地区除国都地区之外为团状外，其余大多沿河流呈离散的点状分布。
秦人进入今陕西境内后，在定都咸阳之前，秦为了取得良好的发展区位，426年中曾六迁其都，其中在雍城时间最长（250多年）。在秦国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定都咸阳具有“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秦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如在商鞅变法中，“采小乡、邑，聚为县，置令、拯”，消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为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扫平了政治上的障碍。随着郑国渠的修通和渭河航运的开通，以及秦始皇时期大修驰道，并把战国时期的割据道路，沟通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络，其沿线的雍、郿县、武功、美阳、咸阳、高陵邑、栎阳邑、频阳、郑邑等城镇取得较大发展。这些城镇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和关中东部，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核心地带。秦时期关中地区城镇数量有较大增加，关中地区有城镇39座。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具有了点轴阶段的雏形，并初步形成城镇等级结构。
西汉时期，鉴于关中地区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都城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关中城市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汉长安人口达24万。西汉为了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叛乱，把富豪权贵等30多万人迁入长安周围，以实京师。汉代的陵寝制度，以长安为中心，在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范围内，修建了茂陵、平陵、安陵、长陵、杜陵、阳陵、南陵、霸陵、奉明、高陵等10座陵城。此外，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城镇增设过铁官，陈仓（宝鸡）、船司空（潼关和华阴之间）等城镇还具有交通职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迁入人口“以实京师”的人口政策，寝陵制度，矿产资源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图1，图2）。
西汉时期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呈现两个显著特点：（1）团状结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共有都城1座，县城44座，陵城10座。沿渭河谷地从西向东包括陈仓组团（5县）、武功组团（4县）、户县组团（3县3镇）、长安组团（渭河以南1都3县3陵）、六陵组团 （带状渭河北塬 6陵3县）、郑县组团 （4县）、 华阴组团（4县2镇）等七大城市组团，共计都城1座、县城26座、陵城10座。北塬之上，散点式分布，共17座县城。（2）城市主要聚集在渭河平原及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海拔小于500米的渭河平原共有城市34座，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有城市12座，二级阶地的塬上城市仅8座。
（二）由东汉至西晋——关中城镇的缓慢发展
自东汉至西晋，由于国都的迁移，加之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和三国时期的战乱，关中地区城镇出现了缓慢甚至停滞发展。东汉建都洛阳，随着国都的迁徙，关中城镇数量锐减，其间渭河平原只有城镇26座，形成了以3座郡治和10座陵为主体的城镇组团，其余呈散点状分布。连年战乱是造成东汉末年关中城镇和人口锐减最重要的原因。自董卓迁都长安后，关中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战场，从而导致关中经济残破，关中地区的城镇数量和人口均下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6］（见图1、图2）。
曹魏统治时，战争比以前有所减少，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加之其为完成统一大业，长期与蜀汉争战，继续治理陇坂道和贯通秦岭的褒斜道、散关道、子午道、傥骆道等，使得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4］西晋统一后，社会秩序更趋安定，经济明显发展，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晋武帝还推行了鼓励人口增殖政策，为人口增加和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三国初期至晋惠帝元康六年70余年间，关中地区的城镇和人口进入缓慢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见图1，图2）。
（三）由东晋到南北朝——关中城镇的低谷
自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末，是关中历史上的动荡期。其间尽管长安先后作过前赵、前秦、后秦等小王朝的国都，这对关中城镇的恢复发展无疑是个有利条件。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关中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核心地带，战乱对关中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也不少，饥荒时有发生，人口大量外流。［6］在这连年杀伐攻战中，关中人口大减，社会经济日益脆弱，使得关中地区的城镇发展跌至了低谷。关中地区经过三国及南北朝战乱时期，城镇的生成与衰亡随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变化，关中城镇明显减少。至前秦末期，关中地区仅有城镇11座。
（四）隋唐时期——关中城镇的巅峰
经过汉以后的战乱与低谷，隋唐两朝又建都长安。此时，“丝绸之路”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频繁，加之隋、唐王朝为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大力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用驿路把各州、府、县连结起来，使中央的政令能直接迅速推行到各地，从而使得交通网络更为四通八达，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繁荣达到了关中地区城镇发展的巅峰（见图1，图2）。
隋历时较短，关中地区虽为国都之地域，但城镇发展状况不如西汉时期，城镇空间格局仍呈团状分布。包括：扶风组团（1郡4县）、武功组团（5县）、 京师组团（1都12县）、凤翔组团（1郡5县），关中渭河谷地共1都2郡26县。
唐代国力强盛，唐长安规模宏大，城内商业十分繁荣，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关中城市发展史上继西周、秦、西汉之后出现的第4 个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除长安外，东部有同州府的冯翊、朝邑、韩城，西部有凤翔府的武功、礼泉、周至、岐山、扶风等，这些城镇或地处交通要道，或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或农产品生产和贸易能力发达，城镇的经济职能日益加强。交通方面，唐朝在以前各代交通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在各地增辟驿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特别是在唐玄宗、代宗、德宗执政年间，大兴工程，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道路网体系。全国的主干驿路都由京都长安伸出，辐射到全国各地。长安位于关中中部，四通八达的驿道均匀地分布在关中，各条主干驿路都连接着众多条分支野路，覆盖全国各州县。每条驿路都呈羽状分出很多文路小径，遍布城乡各地。因此，唐代陕西境内，道路如网，路通九运。［4］当时关中地区有较大城49座、镇13座，城镇的发展进入了与区域整体发展相协调的新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布局呈现出均匀的网络状的空间结构。
（五）宋元明馈—关中城镇的萧条衰落
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乱，使关中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都长安屡遭战火，失去了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其它城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相继萧条衰落。关中地区在宋辽金夏时期也没能摆脱战乱厄运，初期作为宋朝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地，后期作为宋金军事角逐的战场。因此各城镇难有发展，有的还遭到严重破坏。
元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基本稳定，局部地区有所发展，元代关中地区著名城市有长安、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凤翔和陇州等，城市分布结构呈散点状。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巩固政权，并从江淮、山西向关中大量移民，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加之关中地区商业交换和其他经济活动都比较发达，因而出现了一批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城镇，如三原、泾阳、大荔、朝邑等。另外在熟路交通要道上也恢复和产生了一些市镇，如潼关、大庆关（今大荔县境）等，城镇主要沿道路发展，尤其是关中经陇东到兰州、银川一线，城镇尤为密集。清时期关中地区共有城市41座，镇152座，从城镇数量上多于以前历代（见图1）。
（六）解放后——关中城镇发展的新篇章
建国后,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中平原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的重点，城市也获得长足发展。陇海铁路宝天段的修复，兰新线的建成通车和宝成铁路的建设，使宝鸡成为我国东部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及重要工业城市。除西安、咸阳、宝鸡之外，关中铁路沿线的户县、余下、虢镇、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镇。“一五”和“二五”时期,国家156 项重点项目中,陕西占24 项,其中绝大部分在关中地区,另有50 余个大中型项目也在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建设,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西安、咸阳、宝鸡、兴平、蔡家坡、铜川和余下等城镇密集地带。而渭北区，则因为交通条件、水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鲜有项目布局，工业化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由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强调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并相应地放宽了城市设置标准，关中地区的城市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1983年和1984年相继设置了渭北东部的煤炭、建材基地韩城市和新工业基地及地区中心渭南市，1990年在著名的旅游区华山所在地设立华阴市，1993年设立兴平市，1997年设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关中城市行政区划变动的同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比较快，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速度。［7］2005年，关中有城市8座，建制镇424座。
处于该阶段的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建设）日益完善，空间结构呈多核心和多轴状态，以西安为中心,形成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韩城和铜川等城市为核心，以陇海铁路线、西宝高速、210国道、310国道、312国道等为主轴线，以关中地区日益完善的省道、市道为次轴线，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点-轴”型空间结构。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线两带”的建设将是推动关中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将促使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地域形态和城市化体系向更高层面转化。在今后的20年里，它将是陕西省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轴。［8］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以及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复合作用下，城镇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分工协作逐渐合理，关中城市群逐步成熟发展，整个关中地区将逐渐趋于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结语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对于关中地区的城镇，2 000多年来，在自然地理要素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隋唐时的巅峰再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城市群的雏形再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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