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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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国城乡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农民工流动问题似乎从未也不能淡出社会学者的视野。通过对深圳和东莞两市农村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分析在民工进城过程当中,农村社会制度的推动和城市社会制度的拉动所造成的 “推——拉”效应是如何导致农民离开农村,流向城市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社会制度;推拉效应
  
  1 农民工进城的农村社会制度推力因素分析
  
  在调查农民工进城的原因我们主要列举出了16个选项,这16个因素可以分为农村的推动因素和城市的拉动因素两大块。农村的推动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干农活收入少;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家里人读书、治病等要钱;欠债多;社会生活方面的在家没事干;不喜欢农村生活;不出去被人瞧不起;家庭关系方面的家人鼓励;家庭关系紧张。
 
  从对农民工进城的农村推动因素分析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以“干活收入少”表现最为显著,其出现频数为118,将近是整个农村推动因素出现频数的30%;其次是“家里没事干”,其出现频数为70,占整个农村推动因素频数的17.7%;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上述数据显示,农村经济状况落后仍然是影响农民出路的最主要的原因,农民工进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家庭经济贫乏。
   关于农民工进城的农村推动力选项分布比较分散,我们可以对以上9个推动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几个主要的变量(变量都标准化)来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总方差分解表显示前四个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提取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因此只选取前四个主要成分进行荷载矩阵分析,如下表:
 
  从分析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第一个主成分中,以“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的系数最为显著,为0.732;其次是“家里开支需要钱”,系数为0.543;再次是“家人鼓励我出去”,系数为0.542。这三个指标的系数较大,因此可以把第一个主成分看成是与“家里开支需要钱”为原因而引起的“家里人鼓励外出”,“不出去就会被村里人瞧不起”的综合指标。其实质是显现在外的一个“家庭经济是否阔绰”的问题。从这个主成分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农村,家庭经济形象还决定着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地位。该主成分的表达式为:Component1=(0.352,0.329,…,0.732)*(农活收入太少,…, 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sqrt(1.614)。
  在第二个主成分中,很明显,“干农活收入太少”和“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是主要影响因素,其系数分别为0.586和0.522;其次是“欠债太多”的系数比较显著,为0.466。因此我们把第二个主成分看成是“干农活收入少”,“家里没有其他收入门路”和“欠债太多”所反映出来的内在的“家庭收入来源欠缺”的综合指标。其表达式为:Component2=(0.586,-0.506,…,0.017)*(农活收入太少,…, 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sqrt(1.404)。
  在第三个主成分中,由“不喜欢农村生活”(系数为0.603)和“家庭关系紧张”(系数为0.475)等变量解释,我们把这些变量综合成一个“生活环境影响”的变量指标。其表达式为:Component3=(-0.394,-0.090,…0.114)*(农活收入太少,…, 不出去被村里人瞧不起)/sqrt(1.080)。
  由于第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几乎接近1,我们在此不作分析。因此,我们可以把全部推动农民工外出的农村社会制度因素归纳为三个主要成分,即:家庭经济现状较差,家庭收入来源缺乏和农村生活环境不好三个方面。   2 农民工进城的城市社会制度拉力因素分析
  
  农村收入太少是推动农民出去打工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么在农民工的概念当中,外面的收入比家里多,这是毋庸质疑的。因此,“出去赚钱”在城市的拉力因素当中,我们没有重复列举。
 
  在农民工进城的所有城市拉力因素中,“到外面长见识”出现的频率最高,频数为150,占城市拉力因素总频数的25.5%;其次是“出去学技术”出现的频数为132,占总频数的22.5%;第三是“外面的机会比家里多”,频数为118,占总频数的20.1%。
  这三个因素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原因是与外出打工者的年龄有很大关系的。从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外出打工者当中,74.2%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外出除了赚钱以外,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发展,如:长见识、学技术。这个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青年农民工外出不仅仅是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简单劳务输出,为家乡带来打工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培养了农民的劳动技能。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进城的城市社会制度的拉力因素,我们对这7个具有较大相关性的变量做因子分析。
 
  根据总方差解释表,我们提取前面三个因子(提取标准:特征值大于1),大致解释了63.2%的方差,基本上令人满意。分析如表6:
  从旋转后的因子矩阵中得出:
  第一个因子在“城市生活条件好”、“城市工作环境好”和“政府鼓励外出”这三个指标上有较大的载荷,他们的系数分别为0.778,0.608,.0775。前两个指标很明显反映了城市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鼓励外出”是城市的良好社会环境在农村的折射,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的拉力作用。因此,我们把以这三个指标为基础的因子1称为“城市社会环境”因子。
 
  第二个因子在指标“外面的机会比家里多”(系数为0.746),“到外面长见识”(系数为0.744),“到外面学技术”(系数为0.513)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旨在“个人发展”,说明城市为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从而反映进城的拉力作用。因此,我们把这个因子命名为“个人发展动力”因子。
  第三个因子在指标“打工已经成为家乡的习惯”上有较大的载荷,其系数为(0.847),这个因子反映了非正式社会制度的影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效仿”,“合群”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是外出打工者把城市的社会制度传达给未外出打工的伙伴,从而形成的一种拉力作用,我们把这个指标命名为“从众”因子。
  因此,我们可以把全部拉动农民工进城的城市社会制度因素合成三个因子,即:“城市社会环境”因子,“个人发展动力”因子和“从众”因子。
  
  3 结语
  
  本调查列举了16个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原因,这16个因素分为两大块:一是农村社会制度的负面因素;二是城市社会制度的正面影响。通过对这16个因素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社会制度的障碍束缚了农民的发展,使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处于劣势。农民对农村生活的不满导致他们有一种离开农村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成为了农民进城的一股推动力。
  (2)已经外出务工人员的言行和政府的鼓励成为了城市良好社会制度的一种宣传媒介,对未外出务工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影响,使他们在内心产生了对城市的向往和渴望。于是城市的社会制度间接地对农民外出构成了强烈的拉动作用。
  (3)农民工进城不是因为单纯的农村社会制度的障碍,也不仅仅是城市社会制度的吸引,而是一个农村推动和城市拉动组成的同向的合力的作用。是我们讨论的导致农民工流动的第一个“推——拉”作用,它促使了农民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
  (4)从农村社会制度推动因素和城市社会制度拉动因素统计表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制度9个因素出现的总频数为394,而城市制度7个因素出现的总频数为588,则农村影响的每个因素出现频数约为43.8次,而城市每个因素的出现频数为84次。因此城市的拉力作用远远大于农村的推离作用。这说明:农民的外出是一种积极的选择,而不是消极因素影响下的无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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