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颂》的审美价值诗歌同一切文学艺术一样，其审美功能是以艺术性为基础的。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是以艺术形象和形式为依据,引发起富于感情、联想和想象的艺术思维活动，达到情绪、感觉上和心灵上的美感；同时，人们的身心情感在这过程中得到一种很好的陶冶和净化。《体育颂》在奥运会上，在中外举行的各种大中小型运动会上，以及在1988年中国春节举行的“奥林匹克之春”联欢会上，总是被运动员，或演员们热情洋溢地朗诵，之所以这样，除了在于它深刻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外，还在于它在艺术上的美悦作用。
文学作品的美悦作用，一般具有两方面构成因素。首先是题材内容因素。作家、诗人选取的题材、描写的对象、塑造的形象、表达的情感和追求的理想，是健康积极而又诚挚真实的，那么它就能给人一种内容方面的美的感受。前苏联著名文艺评论家卢卡契说过：“伟大的艺术家一向是人类进步中的先驱者,通过自己的创作，他们揭示了前所未知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科学与哲学的才能将这些联系以确切的形式表达出来。”作为现代奥运会先驱者的顾拜旦，他创作的《体育颂》，所写的无凝是非常重大的题材。它气度恢弘，情绪深诚而热烈；它以高屋建瓴之势，用浪漫主义的创作，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奥林匹克运动无比广阔的领域；并且，层出不穷的科学性、哲理性的诗句，在这广阔的领域中熠熠生辉。
构成文学的美悦作用的，还有是形式方面的因素。诗歌是最典型的语言艺术。诗，必须有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既有能为人的眼睛、耳朵直观的形式美,又有能表达人的丰富多彩的情感意绪。《体育颂》的语言，有着独特的艺术风采。“体育”本来是文化范畴中的一个概念术语，而《体育颂》中的“体育”完全被诗化、形象化、人格化了。作者把“体育”比喻为“欢娱”的“天神”、“容光焕发的使者”、“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比作“勇气”、“荣誉”、“进步”、“和平”等等，并加以拟人化,从而高度地、形象地评价了体育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比喻和拟人化是诗歌语言塑造形象的两种常用手法，这两种手法容易激发读者感情的波浪，唤起人们的审美愉悦，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规律的。这当然不仅仅是艺术手法问题，它是为诗人的高尚人格和感情态度所决定的:我们从《体育颂》中不是可以看出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是着眼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吗？
上面讲过，诗歌是形象的艺术、但为了表达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诗歌也需要把个别提到普遍的、本质的、必然的高度，把感情升华到理性。不过这种理性不是抽象的思想或概念，而是意象中之理、情感中之理。
《体育颂》中一段这样唱道：“啊，体育，你就是勇气！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若不如此，敏捷、强健有何用？肌肉发达有何益？我们所说的勇气，不是冒险家押上全部赌注似的蛮干，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
诗的这一节从正反两方面抒写“勇气”，有比喻有拟人，有陈述有质问，有肯定有否定，有议论有说理,又有语言内在的节奏和韵律，由此种种构成了诗的美的艺术形象，并且通过这种美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关于“勇气”的哲理。这种诗情和哲理的统一，使人们在阅读中既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又获得艺术美感。
《体育颂》歌赞体育，抒发奥林匹克理想，不是那种低声浅吟，而是言辞端直、意气骏爽、感情热烈而奔放，极富风骨，真可谓“立意高远，格调昂扬”。诗人正是以这种格调谱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抒发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毫壮气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体育颂》采用散文诗体式,不是没有道理的。散文诗体式给作者提供驾驭文笔的自由。全诗自如灵活地叙述、描给、议论、抒情，诗中的语词都如同“体育运动”一样富有弹力和流动感；句式或长或短、段(节)式或大或小，节奏或舒缓或急促等等，都是根据内容和感情的需要，造成了为人们所称道的“诗的散文美”。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只感到语词、诗行、段节的律动，仿佛置身于奥运竞技场上感受到生命的奔突和感情的激荡。
显然，《体育颂》具有诗美的崇高性。崇高作为美学中的一个范畴，是客观地存在于自然对象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对象本身。进入诗中的崇高，既是对客体的崇高——现实与实践的矛盾冲突和艰巨斗争的真实揭示，又是对主体的崇高——审美感受中的斗争动荡和愉悦的动人体现，并且使两者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育颂》诗美的崇高，最突出的表现为:它讴歌奥运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事件，它塑造了大写的“人”的形象，歌颂了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真善美；并且同作者大手笔的、诗化的、叙事、描写和抒情的全部才能智慧结合在一起。它很好地体现了把对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美学的发挥——二者的高度结合。这正是诗美崇高所达到的境界。我们阅读《体育颂》，会如同登临高山、面向大海所感受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快感：会油然产生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巨大力量的冲动与向往，油然产生对于真理和未来的追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