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书作者自1983年起担任钱学森的秘书，他在这本传记中对钱学森先生的辉煌一生作了翔实的记述。本报特摘选其中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美国人说：他太有价值了，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开始准备归国。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他这个要求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的“戈达德教授”职务时才辞去的。
钱学森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到第二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麦卡锡主义横行，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说钱学森1930年代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
钱学森严正驳斥了这些指控，说他从没有听说过德克尔这个名字。他更不愿为联邦调查局作证，指控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的强硬态度令美国当局大为恼火，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
钱学森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
曾遭莫名指控，毅然回国报效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诬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钱学森被捕入狱，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钱学森义正辞严：“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狼狈不堪。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的时候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
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蒋英把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恩来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他立即要求休会，并请示美国国务院。据一份资料透露，国务院又请示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让他回去吧！”美国政府才允许钱学森回国。
1955年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