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全面深入可持续发展的首要议题。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与任务。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而言，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推进路径必定是坚持城乡整合的政策导向，立足于地区差异，按照分阶段梯度推进的建构原则，优先解决农村户籍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逐步构建多层次的面向农村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安排，分配的是公共资源，增加的是公共利益，所以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过程中是责无旁贷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实施运行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强制力量，需要政府承担首要责任。不过，由于公共部门缺乏竞争而效率较低，工业化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浪潮，不少国家在社会保障的实施过程中引进了私人部门，比如智利、新加坡等国，采取多家私人公司竞争、政府进行监督管理的方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因此，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必须把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相结合，同时不能忽略社会“第三部门”等其他力量的介入。在社会保障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是各有利弊，关键在于扬长避短，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责任边界，进行合理的责任划分。当然，政府作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首要责任主体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一、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政府主体地位的决定因素
政府是社会保障的首要责任主体，尤其是处在社会转型期，需要进行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府，更是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主体。
(一)化解社会风险的保障
随着传统家庭规模和功能的转变，有些风险是工业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的化解都需要更强有力的主体参与，只有政府才能利用其公共权力来化解社会风险。化解社会风险需要提供具有公共性的产品或服务。以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保险是具有公共性的产品，但由于其准公共产品的特性，人们在消费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搭便车”心理，一般的企业和个人会因风险太大而不愿介入；而如果政府主导社会保障，则能够有效地消除市场失灵的问题。首先，可以有效降低社会保障领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其次，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由政府强制力能够保证大范围的参保人员以较低廉的价格享受到较全面的保障。最后，政府组织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强，政府部门可以设计合理的制度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承担的风险在同代人之间横向和纵向共担。
因此，对于社会保障来说，政府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提供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社会保障服务来化解风险，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中外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证明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较为成熟的国家，还是处在积极探索和试验的国家，无论是哪种国家的任何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政府的角色和定位有所差异，但都显著地表现为政府主导性的特征。在各国社会保障的实践中，大致可以将各国社会保障的类型分为“政府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与“政府一市场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
实行“政府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主要通过政府强大的政治、法律、行政、经济权利，通过税收等手段筹集资金，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英国和瑞典等福利国家即为典型代表，福利国家的政府介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最广、程度最深，政府担当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管理者的角色，对所有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国民终生都能够享受较好的福利待遇。但是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保的社会保障实践，很容易形成“高福利”的刚性，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积重难返。
实行“政府一市场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充分依托和发挥市场及市场主体的力量和作用，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市场的参与，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形成全社会的力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美国、德国、智利等国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是高效的政府和完善的制度、政策和法规，此外还必须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与健全的市场体系。
(三)社会转型期大背景的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是在我国在从城乡二元割裂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宏观背景下的必然产物。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众多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我国特殊的社会转型道路更是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其中个主要表现是既加速社会的阶层分化，又造成了两极分化。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贫富差距过大、劳动关系失衡等种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的主要诱因，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不全，或者是社会保障制度因政府未到位而滞后于社会转型期的需要。作为改革的“减震器”，在消除社会摩擦、促进社会顺利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自身也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摩擦，比如现有受益群体和理论受益群体、传统受益群体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摩擦等。如何消除社会保障制度的自身摩擦，关系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能否顺利完成，进而又会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转型，而这一重任，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二、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的重构
一般而言，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顺利实施的首要前提。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并没有遵循立法先行的国际惯例，而是采取了试点先行、逐步扩展的策略，从而只能由政府承担制订制度、政策的责任。
财政责任，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顺利实施的关键保障，主要是指政府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承担的财政开支。贯穿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责任之中的有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两个维度。历史责任主要是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型而出现的转制成本，这个历史责任的分担形式涉及到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等新制度的安排，从而关系到政府制度保障责任的实施。财政责任还涉及中央、地方两级财政责任的划分。
组织实施责任，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它承担了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运行职能，全力保证社会保障从企业保险中脱胎而出，完全走向社会化运作。
监管责任，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依法正常、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实施主体是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事业而规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些主体遵循一定的监管原则和运行机制。
然而，我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实施现状并没有完全到位，存在着缺位、错位、越位三者交织的畸形现象。笔者认为，在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方面，政府存在着“缺位”现象，不仅高阶位的法律缺失，而且制度供给整体上不足。在财政责任方面，政府表现为“错位”和“缺位”并存。财政的现实责任的履行上，存在着整体上的绝对不足和中央、地方责任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尴尬，而在财政的历史责任方面，政府采取了逃避的方式，对转制成本的承担没有做出承诺。在监管责任方面，政府存在着“错位”行为。因为政府在并不擅长的社保基金运营领域“越位”，政府给予市场的自由空间狭窄，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所以使得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加上“投资运营”和“监督管理”都集中于政府身上，导致难以保证政府监管责任的有效性。
(一)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的重构
纵观各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历程，都是以颁布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揭开序幕。然而，我国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保中的“立法责任”始终“缺位”，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我国始终没有《社会保险法》来“保驾护航”。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主要是指政府承担的本应由立法机构承担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责任。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制度，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发布的通知、命令等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规定使得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导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
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纲领性大法的《社会保险法》，历经十几年的坎坷仍然没有出台。近年来，《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步伐加快，然而，据悉，原定于2009年进行三审的《社会保险法》将推迟到2010年进行，其重要原因就是目前经济形势不明朗，而且各方面的分歧较大，这表明《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将再度延期。在《社会保险法》没有出台的前夜，笔者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政府的制度设计和规范的责任。社会转型期间，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的对象规模并不稳定，新出现的特殊群体，比如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等社会群体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克服制度运行带来的困难和障碍，从而要求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笔者认为，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的制度保障过程中，应该首要考虑协调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以及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
第一，协调城镇社保制度、农民工社保制度、农村社保制度三者的关系。
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社保制度，这些制度相对来说较为成熟，并且运行多年。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构建农民工社保制度和农村社保制度时，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借鉴城镇社保体系的制度模式，并且尽量避免制度模式的多元化，因为这样有利于城乡社保制度未来的一体化整合。此外，在城乡的这三类社保制度中，还应该留出社保关系接续的“通道”，有利于人口在身份变化过程中的社保关系的转移接续。
第二，协调统筹城乡社保制度与土地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失，不仅让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家乡长期闲置的土地，而且也让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进程举步维艰，进而影响城镇化的步伐。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是将农村、农民工社保制度的提供和土地政策联系起来的。当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时，就实行大量优惠的农村社保制度，引导农民自愿放弃土地，反之亦然。这些经验对于我国乡镇企业的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农民等社会群体中可以考虑适当借鉴。
第三，协调统筹城乡社保制度与人口政策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同样依赖家庭养老的方式，“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与农村的效果显然不同。其实，社会保障制度与人口政策密切相关，一些工业化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调节人口的数量，比如，有国家通过给予生育补贴从而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如果一旦为农村居民提供了社保制度，让他们老有所靠、病有所医，相信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也是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财政责任的重构
社会保障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是促进公平的收入调节机制，它离不开相应的财力支撑。因此，财政责任是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担负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主要是指财政给付制度方面。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正式承担起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财政给付责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社会保障运行管理的费用。管理城乡社保实务的社保经办机构虽然被列为事业单位，但是其运行管理费用却从1997年以前由社保基金中提取转成为由国家财政给予解决。随着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社保的业务量将大幅激增，社保的经办机构的运行成本将增加，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保运行上的财政投入也将越来越大。
2 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除了包括在社保基金收不抵支时的兜底功能，还包括在各地做实或者部分做实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时的政府财政补助，做实个人账户是政府弥补历史责任，承担转制成本的重要表现，各级政府均在其承担了不同的责任。比如，在东北的社保试点中，就规定“将个人账户规模从11％调整到8％，并按照5&做实，”而中央财政补助这5％中的75％，即3.75％，地方财政补助5％中的25％，即1.25％。
3 建立社保战略储备基金。这意味着政府开始承担历史责任中的中长期转制成本。2000年我国成立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这笔基金主要是作为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基金，其基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款和国有股减持、利息税、福利彩票及投资收益。
然而，财政的现实责任的履行上，存在中央、地方财政责任的“错位”和政府在消除转制成本的“缺位”。由于政府“立法责任”的严重“缺位”，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的责任多见于政策性文件中，而这些文件对于政府的财政责任大部分都提到了“各级政府要在资金上给予适当补助”，但是至于各级政府“资金上给予适当补助的比例具体该是多少”等问题界定模糊，这种情况导致了 各级政府财政责任承担的随意性。结果，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的分配处于失衡的“错位”状态。
1994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以后，决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社会事务上都应该有合理的责任分担，但是统筹城乡社保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就出现了严重不匹配的现象。虽然历年来中央财政收入比地方财政收入略多，但是几乎是“平分秋色”。在统筹城乡社保方面，政府这几年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这一块。然而，从表1看出，中央、地方财政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补助支出的绝对数，表现为地方过于依赖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承担了绝大部分财政责任。
从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来说，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比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很多，图1，表明，中央政府对于养老保险非常重视，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责任，而且中央财政的承担还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并未真正地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责任，虽然地方财政由完全缺位到逐渐介入，但是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之间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另一方面，政府在化解转制成本这一历史责任时存在着向企业和个人转嫁责任的问题。转制成本是因为我国从过去单位包办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保转型为“统账结合”的社保制度，出现了“老人”、“中人”、“新人”的划分，“老人”的全部养老金和“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都是由新制度中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的，而根据现有制度的模式，统筹基金直营支付社会基础养老金部分，所以，从理论上看，“老人”的“个人账户”部分和“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部分构成了养老保险制度转型的成本。对于现有制度来说，这是一种历史债务，是劳动者过去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向国家上缴的工资积累而成，应该由政府来支摺
此外，政府的财政责任也向个人转嫁，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个人账户的空账向制度内的劳动者个人转嫁。第二，通过领取资格的限制，将一部分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被淘汰而又没有再就业的“中人”排斥在制度之外，让其自行负责养老问题，或者让其养老保险权益自行消失，比如从失业下岗工人转化为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外的个体户或者非正规就业者的就是如此。
要使政府的财政责任从“错位”到“归位”，笔者建议，首先，要确定各级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保中不同的社保项目中的财政责任。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项资源不对称，所以各自的优势和对社会风险的分散程度也就不同。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现状可以窥见一斑。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限于“老遗残”等项目，而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由州政府加以承担；而在北欧国家，中央财政给付主要涉及社会公共安全、职业健康和预防性、应急性社会政策，并用于平衡地区差别，其余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则由地方政府负责。
在中国，统筹城乡社保中最主要涉及的社保项目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其中，养老保险的风险是在人的特定阶段普遍存在的风险，事关中国亿万人民的老年生活保障，影响意义深远，而且可控性强，所以，养老保险是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较多的责任。而医疗保险虽然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但是相对于养老风险来说，医疗风险不确定性强，难以控制，需要地方政府的严密监管，所以，必须中央、地方两级进行管理。而工伤保险在世界上不少国家是属于雇主赔偿责任的范畴，它的公共性明显要低于其他的社保项目，可以努力让其追求自我平衡。
其次，笔者建议要遵循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事实上，在统筹城乡社保中，世界各国的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都坚持了事权、财权统一。比如，澳大利亚社会保障的大部分事权在中央，相应的其主要财权也在中央。社会保障所需资金来源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可以征收所得税。近几年来，我国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一般保持在52：48左右，那么，在统筹城乡社保中的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的分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应当参照这个比例。
再次，财政责任还要遵循与历史债务产生原因相统一的原则。对于转制成本，应该本着“谁获益，谁负责”的原则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责任分配。淮在计划经济时代获得了被当成利润上缴的养老保险基金，谁就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这种历史责任。比如，中央所属企业的利润上缴给了中央政府，地方所属企业的利润上缴给了地方政府，对于历史债务，就应该根据企业的性质由各级政府分别来进行承担。